兽兽@越界之想（已停止更新，请访问新博客）

在数字游牧计划的帮助下，我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域名transgressionism.org（这个……还不算太很长吧）。农奴（也有一说是性奴）第一次翻身做了主人。此刻，我多么想用才旦卓玛老人，那浸染着后殖民色彩和前比约克风格的汉民族唱法，面朝腥臭的珠江吼上几嗓子：背景滴金山上膀胱照四方……啊啊巴扎嘿（读本科时一位大哥的经典改编）。

在blogbus上经营了一年半。其实，对于我这样的菜鸟来讲，blogbus的用户体验还是不错的。新站采用wordpress的方式构建，还有很多玩意有待我去慢慢熟悉和开发。这个博客上的好友链接，也会一点一点挪过去（走到哪儿都捎着、想着你们，把我自己感动死了）。只是等到全部完工，以我众所周知的龟速，尚需时日。

在此要特别感谢isaac（就是赫赫有名的毛主席）和ooof两位大侠。多得二位的引荐和帮助，为我这个理科白痴开启了数字化游牧的新纪元（想想人是怎么变成猿的吧……）

也感谢blogbus，在这儿那么长时间，只有一篇文章被屏蔽，（就是我写江艺平老师那篇，后来做了技术处理，我还是再发了一次）。相比豆瓣给我的失望，大巴算是温和的。

从今天开始，这里就停止更新了，流言蜚语功能也都关闭了。欢迎大家到新站作客。

再谢谢。

附历史资料：翻身的才旦卓玛和毛主席在一起（主席我在您后边儿呐，您这是望哪儿啊？！）

图片来源：Current

刚才看朋友发过来的链接，才知道文怀沙的事。我觉得打假是应该的，李辉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但我看到徐晋如同学说，文是流氓，他半夜看女人裸照，否则睡不着。

这个太瞎掰。

文怀沙看裸照，这是高龄老人的性权利，招谁惹谁啦？那些送裸照的女性，主要是因为蒙骗和媒体鼓噪而造成无知，或以性作为换取利益的工具；这都可以批评。至于看裸照本身，如果是双方自愿，我倒看不出什么问题。

高龄流氓特别让人恐惧，因为老人生理机能逐渐衰退。如果老年人身上依然表现出对性的渴望以及某种欲求，会因其反常和特异，“为老不尊”，特别为人不齿。

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又是被去性化的，因为身体的衰败，性和生育功能的丧失，老人身体失去性感，成为年轻人内心恐惧的投影。

我之所以写到这个，是因为一个小品，这个小品一直令我印象深刻。

那是几年前，我去开一个会，会上天津师大的杜芳琴老师（杜老师是中国妇女史研究最优秀的学者之一）通过一个小品讲述自己在火车上的经历，说的就是老人身体被去性化这件事。

杜老师演一个上厕所的老年妇女，遇到列车员来扫地。列车员（我记得是方炼教授演的）也不敲门，猛冲进来一阵乱扫。老人家裤子没拉上，站也不是蹲也不是，面红耳赤，嚷道，“你没看见里面有人吗？”列车员也不客气，“你都七老八十了还怕人看呐！”

我当时笑得前仰后合，但事后想想挺心酸的。

我知道我也有老去的一天：头发稀疏脱落，皱纹满面，身体发硬、变形，皮肤失去弹性和光泽。那些曾给我带来旁人目光的青春容貌，给身体带来种种狂喜和无法形容之愉悦的瞬间，都会成为某种追忆。

因而，每当看到把对一个人的批评和他的性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我就特别警惕。你可以批评文怀沙不诚实，也可以挖出“奸污女性”、“耍流氓”的史实，对其加以抨击，但这仅仅因为他违背他人之意志，而不在于他对性的爱好特别肮脏污秽。（当然徐晋如同学举出了黄侃的例子，说明“好色而不能下流”的道理，但他举例背后的逻辑是这样：性会因人之美好而变成美好的性，因人之丑恶而成为丑恶的性，这是有问题的。）

老年人不应成为性的贱民，正如你我——这些正在享受性和爱欲之美好的青年少年——不能因为我们的“不成熟”、“低俗”而成为心智和判断力的贱民一样。

前中国首富涉足养猪业不奇怪，但高科技新贵变身猪倌听起来似乎有些自贬身价。省人大代表、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日前在广东两会上透露，将亲自操办生猪养殖场，只吃绿色饲料的生猪有望走向市场。不仅如此，他计划中的养猪场还带着“网络味”——有关生猪养殖的信息及养猪过程都将在网上全程公开。

丁磊二次创业的理由特简单，养猪的想法最初源于自己对食品安全和农业的忧心，几位高管同事也都对养猪“情有独钟”，于是一拍即合。他们前期准备拿出几千万元来尝试这件“大家都喜欢做的事”。不仅如此，丁磊养猪还是一次释放想象力的举动——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CEO贝佐斯可以投资研发私人太空船移民太空，凭什么网易就不能办个让养猪过程透明运作的现代“养猪网”呢？说不定，足智多谋的网民们受此启发，开发出“人肉搜索”以外的又一拳头产品：猪肉搜索，实现猪肉美味与安全品鉴的完美结合。

这年头，免检产品也不检点了，电视上的广告大户也不能信了，咱老百姓要吃个舒心放心的食品，难。当送奶送补品跟炒股一样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人民战争不可避免地打响了。可是，城里人喝个牛奶得进自家后院找奶牛商量，煮个糖水得往自家鸡窝里捣鼓几下，这是多么劳民伤财的行为，恐怕首先卫生防疫部门就不答应。

网络强人引领猪务公开，值得一赞。人大会议上的丁磊，不是凌空高蹈提出议题，而是从满足人最基本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关乎肉蛋奶制品等行业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我搞网络的都可以养出个有肉味的猪来，你们专业户咋就不行呢？他养猪看起来不像一个商业计划，更像是一项社会行动，也是个人的一次自我完成。从政务公开，警务、校务公开，到今日猪务公开的宏伟蓝图，我们看到阳光照进垄断行业带来的诸多可能。

也许有人会担心，这些重金养出来的猪成本太高，不具推广价值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还有人会觉得这是富人的小圈子游戏，不必拿来炒作。我看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商业巨头可以把个人爱好、商业投资和公益事业结合起来，把阳光事业全面铺开，凭良心做事。推而广之，我们就是要用各种非功利的艺术或商业行动，各种大农或小农的行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战术策略，向无良厂商表明一个简单的道理：“鸡蛋，不是这样下出来嘀 ”、“酒，不是这样兑出来嘀”、“牛奶，也不是这样配出来嘀”……

丁磊以高科技新贵身份亲自示范如何养猪喂猪，总让我想起那篇寄喻了安全食品纯真年代之无限乡愁的小学课文——《饲养员赵大叔》。稍微改改，可以充作未来 “养猪网”首页上的广告视频：天明的时候，我睡得正甜，忽然听见有人推开门闯进来，“呼”一下揭开了我的被子。我睁眼一看，原来是丁大叔。他大声嚷着说：“快起来，快起来，生下来了！”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社评版

“不系（是）啦！我和老公系（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分萨’（婚纱）照！”“灰（飞）机就要起灰（飞）啦！”2009年央视春晚小品《北京欢迎你》，再次验证了历年春晚舞台上，“鸟语”花香的广东、油头滑面的广东人形象，在令人讪笑之余，让一些广东人感觉不爽。因而，有政协委员在省政协会议即将开幕之际，欲提交提案，呼吁改善广东人“暴发户、傻里傻气”的形象。

由刻板印象制造出来的舞台形象，让不少广东人感觉自尊受损。我能理解，提出这样的提案，源于生活于南粤大地上的人们，对斯土斯民深沉的爱：以广府话为代表的粤地方言，其言辞之古雅风趣，其音韵之复杂优美，也许不足为外人道；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粤人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的贡献，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吗？

然而我认为，用春晚“平反”的办法来改善广东人形象，这种做法未免消极，而且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文艺作品本身存在的问题，须以文艺批评为途径加以解决。纵观历年春晚，把农民、打工者、娘娘腔等身份和人格气质作为笑料加以讽刺，早已被诸多评论者诟病。如果我们把小品当作文艺作品看，那么，人性的弱点不是不可以讽刺，只是，央视春晚不知疲倦、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这些陈旧的笑料（如果我们不考虑请托起哄等因素），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其次，一旦把改善广东人的形象，等同于论证广东人或者广东文化是多么的好，同样也有问题。因为，这种倾向，可能同样在强化某种偏见和刻板印象。比如，说不好普通话，难道真是广东人的弱点吗？我们同样可以这样阐释：说不好却又要说，老广一直在努力；说不好是水平问题，敢不敢说却是态度问题。至少，说不好普通话的老广，走到哪里都算个“双语人才”（粤语和“煲冬瓜”）。还有，难道广东人只说粤语吗？不，我们不仅有说客家话、潮汕话的广东人，还有南来北往操各种方言、五湖四海肤色各异的新广东人。

是的，我们都是广东人，无论操什么口音。如今的我们，早已不是春晚理解的那个广东人，很可能早已不是我们自己认识的那个广东人。建立广东的文化自信，不在于反击央视小品拿老广开玩笑，也不在于在低层次上为地域文化辩护（很多时候，这样的地域文化之争往往流于门户之见），而在于拿出广东人自己富于创意的文化产品：这样的作品是包容又是自省的，是基于历史又是反映现状的，是深具国际视野又蕴含本地特色的，是自信而又富于精神感召力的。孙中山先生当年以他浓重的南粤口音呼吁国人救亡图存时，有谁会因为他不标准的国语，就认为这是一个广东的声音而不是全中国的声音呢？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社评版

The Kiss of Death between Brezhnev and Honecker (Dimitrij Vrubel, Soviet Union)

本次网络整风据说源于某次偶然浏览后的勃然大怒。

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作为谎言已然崩溃，因此会出现话语紊乱（“不折腾”），会拿党性标准中与“低俗”相对的所谓“正派”原则，以保护青少年为名，对整个社会加以道德整肃，从而保持党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性，维持意识形态管制的合法性。

而他，温文尔雅，忍辱负重。他说，“请相信我一个六十七岁的老人”。作为一个老人，他人品无瑕，几近完美。这个老人身份，叠加在统治集团成员的身份之上，其调用腾挪，常能起到软化催泪的作用。面对年轻人的投掷，他其实也可以这样回答：“这不是对待老人的应有态度”，或以老人的历练和隐忍加以应对。可是他没有。他感到自己在代表所有国人受辱，也须代表所有国人加以反击。

可是，这个身份调用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时候，他是一个大国领袖；什么时候，他是一个老人？我们，在评价一位政治家的工作时，评价他在这个操蛋体制中发挥的作用时，可以跟那个令人敬佩的老人形象，分开来说吗？反低俗运动、扔鞋事件，可以窥见个人因素在整个极权文化中发挥的管制效应。作为大众偶像，他们有着这样的特点：自我克制、儒雅、勤奋工作，保持着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他们像中国家庭中最常见的父母，对子女严格要求。而那种一厢情愿的“这是为你好”，与家长制的威权相结合，其结果就是道德单一化和普遍的无趣。

极权国家中，此一领袖人格特质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即便在民德失败后，也从未有人对昂纳克的人品有过丝毫怀疑。而他在生活上那种坚硬的自我克制，作为一种极权统治的个人风格，窒息了社会有机体中对道德原则的正常辩论，也窒息了多元文化的可能。

祝各位朋友新春如意，牛年大吉。

兽兽 敬贺

图片来源：2009吵年兽立春音乐艺术季

《颐和园》剧照（娄烨，2006）

《好生活是不悲情》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我收到不少朋友的回应。基本上，在报纸一千字的篇幅内，要讨论自杀伦理这样纵贯古今的大题目，几乎不可能。因此，我行文的意图，基本上是为大众媒体报道伶人之死这件事去魅化。而且我一贯以为，无论是正规的学术论文，还是一般的随笔文字，应小心地为自己的讨论设定有效范围，并为未知的领域留出余地。因此，我在原文中尽量用上了诸如“不以宗教维度论之”、“用世俗的眼光看”之类的表述。目前看来，某些读者的疑问仍不少。为了回应这些疑问，我认为有必要多说几句，将话题引申开来。

总的来说，我认为，对于主体来讲，自杀是一种个人选择，何海莹之死乃是遂愿，外人无从置喙。当然，在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特定的宗教氛围里，自杀有违教义中人与绝对精神之间的某种伦理，这另当别论。退而论之，两位伶人之死是死者及其各自家庭的隐私，媒体报道此事，实际上放大了这些隐私，使个人事件进入公共论述，成为大众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中有关情欲生活的一个脚本。作为南都作者，显然，进入后一个层面的探讨，也就是把媒体报道方式，以及其他公众意见作为批评的对象，在我看来更为合适。

人死这件事，很多时候意义非常渺小。比如萧红的《生死场》里，呼兰河边那些“忙着生、忙着死”，如草芥般消逝的灵魂。我今天看到南都报道，湖北监利女工李红霞，去年春运在混乱的广州火车站遭挤踏而死，迄今整一周年。若不是报纸追踪报道，或者《开往家乡的列车》这样的民间影像记录，这个年轻生命的死，很可能因其令人无法直面的难堪，无以进入广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无以在广州市民的生活和记忆中留下蛛丝马迹。

在我们的文化里，存在一种关于死亡的分类学。若以自杀论，我们可以轻易从不同的修辞里分辨出死亡之高下。比如“畏罪自杀”，又比如“自绝于人民”。刘胡兰也可以说死于自杀，因为她明明能够选择不死；她殉道于革命理想，并且因毛的背书而“死的光荣”。而另一类死亡记录，常被认为是“愚蠢”、“不值”的死，顶多算一时“冲动”。比如，抱有特定信仰者的自 焚，或者为保卫伟大领袖纵身一跃。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自杀者还能够逃脱杀人的罪名，杀人事件被文化中的各类叙事文本赋予特殊的美感，比如三岛由纪夫、顾城，他们的杀戮行动因“作家”、“武士”、“童话诗人”的桂冠，在某些意见那里，甚至应该免于道德谴责和法律审判。

好吧，现在来谈谈“为师殉情”这件事到底是哪里让我感到不舒服。你有没有觉得，在大量有关此事的报道中，我们读到了一种特别伟大的死。所谓忠贞不渝的爱，因死者生前所从事的工作，而格外具有一种文学感伤的特质。伶人绝唱中“今生缘尽待来生”的感人唱词，足以唤醒那些沉睡千年、不离不弃的死魂灵们：从孟姜女，唐明皇与杨贵妃，到宝黛之恋，无不让人沉入一种对痴情、凄情的审美体验中。除了怜悯、感伤，还有意识或潜意识里，暗暗滋生的关于什么是伟大的爱、伟大的死的意念和想法。

如果人类历史上有且只有一种可歌可泣、可以为之赴汤蹈火的爱，那么这种爱一定是一对一的、长久的（甚至可以跨越生死）的异性之爱。所有大众媒体和社会文本都在不惜一切地保卫和强化这个经典的爱情叙事，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浪漫爱”。在广州日报的某心理学家那里，这叫“为爱求得圆满”。死者为大，她的爱因死而“圆满”，怎么能批评以自杀追求爱的“圆满”这种个人选择呢？更何况，这种爱有那么多伟大的异性恋文学和电影经典的加持！

正因为异性恋的浪漫爱在大众文化中享有排他性的尊崇地位，那些情欲生活的魑魅魍魉们，他/她们在文化中不仅没有位置，而且不可理喻，不得好死。还记得娄烨的电影《颐和园》里那个叫“李媞”的女人吗？这位波希米亚风的、谜一般的女画家（她也是一位艺术家，只不过不唱粤剧而已），在一次聚会中，不明不白地跳楼死去。跟电影里的其他事件比起来，李媞的死毫无意义，因为坠楼地点在柏林，远离学生革命的北京，并且她的死发生在广场事件消歇多年以后。我清楚地记得电影如何用晃动的镜头，模仿几位男性友人的目光，不停切换于环顾楼顶平台四周环境和俯视地面之间，以此影射男性角色（和男性导演）内心的不安与惶恐，同时也置观众于同样不安的境地。这个掌控了自己情欲生活的女人（她不仅是煽动女主角余虹与之发生同性恋关系的始作俑者，而且，在故事设置的多对情侣关系中，其实就是个“小三”），一位知识女性（北大学生，拥有独立画室的艺术家，伍尔夫所谓“有自己房间”的女人），导演、故事、观众都无从处置这个女人，只好让她“自杀”。若她能活到故事结局，郭晓冬扮演的男主角，何以能回到故乡，实现最后那个并不完美，却仍然可以称之为浪漫的重逢？

这个浪漫爱的敌人李媞，如果她是男人，她的名字可以叫陈冠希。因为陈冠希玩弄女性无数，简直是个滥交的恶魔。那些清纯的女明星们，她们若年满十八岁，在心智正常的情况下，与任何人发生性关系，这样的性行为足可以称之为“sex under informed consent”。为什么她们无一人站出来说，我跟陈冠希这个“靓仔”做，我爽到、赚到了，“谁占谁便宜还说不定”。是的，因为在娱乐工业里，玉女偶像这个浪漫爱的产物决定她们必须守身如玉，不能说出这种毫无廉耻的话。

这个浪漫爱的敌人李媞，如果她依然是一个女人，那么她的名字可以叫张茆。因为她是千夫（妇）所指的破坏他人恋情者。她恶贯满盈，遭人始“乱”终弃，自作自受。可是，如果有一种感情是拿来破坏的，有一种婚姻是可以抢走的，那么，它跟孩童手中的玩具有什么区别？甚至，我们幼年时对待前来抢夺玩具的玩伴还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人还以颜色，有人任之由之……是的，所谓浪漫爱其实并不浪漫，它跟情欲背后的实利息息相关，比如家族、血缘、财产。

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自杀的粤剧女艺术家何海莹女士面容姣好的正装照时，我感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绝。何海莹的死被无数人激赏，实际情况是，她生前感情遭家人反对，爱侣去世后无人倾诉。无数人惋惜她“入戏太深”，却没有人去反省这出戏本身是不是有问题，个人在一种强大的情欲文化脚本面前，有没有、有多少另类选择的可能。这个清纯的、从一而终的女子，她毅然决绝结束自己生命的个人选择被萃取、升华，作为强制异性恋社会里一种高扬的情欲价值，垂范后世。而那些情欲生活的鬼魅魍魉们，依然在家庭杂志、通俗小说、报告文学、娱乐大戏中不断地“被自杀”，被惩罚。

如何在浪漫爱的霸权之外，发现、鼓励和包容异质的情感选择和伴侣关系，这决定了我们能否为性与性别开启一个具有多种文化可能性的未来。

连日来，城中“花旦因入戏太深为师殉情”的话题持续发烧。民间粤剧名伶白云峰患癌去世三天后，其女弟子何海莹在师父家中自尽，并留下遗书希望两人能合葬在一起。有人认为这是“用自杀的方式来追求爱的圆满”。而昨日又有报载，自金融风暴以来，广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每日接到的心理咨询电话，因工作问题进而带来婚恋、心理问题的来电明显增多，“许多来电者将自己的窘境或心理困扰瞒着家人……平均每天有一例自杀问题的来电者”。或因个人际遇，或因时势起伏，自杀的话题一下重入民众视野。

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年有超过28万人自杀。世界卫生组织在预防自杀的建议中提到“媒体要淡化自杀报道”，可以想见，媒体在采写相关报道时，以怎样的手法精心拣选案例，以吸引大众的注意力，要不就是结合时事给出解释并提供建议。

“今生缘尽待来生”，这是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浩叹不已的悲情/奇情。说“奇”，因为这对恋人年龄差距大，又屡遭家庭阻挠。说“悲”，因为在许多悲情解读里，女弟子未能走出“以死求得圆满”的古老爱情戏码。我倒不觉得这是一段令人激赏的旷世奇情，实际上，很多评论把种种轻生的念头和行动浪漫化了。在珍爱生命这一点上，即便不以宗教维度论之，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教育来鼓励恋人之间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工作空间；同时让年轻人知道，感情是可以协商的，那种没有退路的伴侣关系是不值得鼓励的。

我同意研究自杀问题的学者吴飞的意见，他认为，现代中国人从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却还没有一套新的伦理来安身立命。所以，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不懂得怎样“过日子”，也没有认真思考自己该怎样“做人”。这就是很多自杀的原因所在。

什么是好生活，这似乎是个无法穷尽的话题。但我深信一点，好生活是不悲情。自杀作为复杂的人类现象，其起因或与个体差异，或与大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状况有关。许多资深的研究者和精神医师都承认，对于那些真正想自杀者，现有的干预策略和挽救措施都显得力不从心。即便如此，用世俗的眼光看，就像“能救一个算一个”的医者仁心，每个人都应该本着人道精神对有心理需求的人施予援手，有时候，可能只是几句安慰的话语、一次耐心的倾听那么简单。这远比坐在沙发上，掉几把辛酸泪，消费一段“旷世奇情”更有用。

自杀并不是大多数人离去的方式，即使在最绝望的境况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处和排解之道。山崩地裂、金融海啸，这都不是生活的常态；生活的常态是，无论天大的痛苦，只要是言语可以表达的，人总归能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也许，有人可以承受结束自我生命的后果，但我们不能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孤绝与冷漠。我最近看到的一则“不悲情”，反而充满力量的报道是，全国首次同性恋者亲友恳谈会在广州召开。由于社会文化原因而有着高自杀率的性少数群体，已行动起来，“抱团取暖”，互相打气。这样的报道令人欣慰，因为它在在说明，一种善良的、互相支援的人类品质，无论在何种境况下，都可以包裹和温暖那些需要抚慰的心灵。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社评版

 伊利·曼佐：《失翼灵雀》（捷克，1969） 

仿佛已经过了很久很久，就像今天，这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我枕着手臂，看天花板上光线的变化。窗外树影婆娑，走廊地板像是甜极了的芝士蛋糕，光随手在上面撒了一层可可粉。

夜穿着阔大的睡袍拢过来，你坐在电脑前，如驱魔的巫师，收割纷纷坠落的词语。键盘如琴槌，若能感知它的节奏，定能敲出朵朵绽放的白玉兰。

有时思绪在一张张小影碟之间跳跃。那是陌生的国度，大漠或者峡谷，全是我们这座城市不曾有的风景。然而在光消隐前，好像有似曾相识的旧梦，有时是荒野中的旧家具，有时是垃圾堆里布娃娃。

之后，在又一个壮丽的黎明到来前，三十年前电影里的挂钟，它们跟我桌上那只小小的台钟一定有过某个约定，它们相约同时在我耳边叮叮作响。

一位丰腴的寡妇，她死去的丈夫是小镇上的钟表匠。全部的遗产，是满屋子摇摆的挂钟。这个女人，她好像点石成金的精灵，若不是她每日为这些钟表校时、上链，光阴一定会停顿下来。而她，却成了时间的河里，一条溯流而上的大马哈鱼。

她取出一块怀表，交给眼前这个男人。她对他说，跟我做爱，你就可以得到它。这个男人长得一点也不好看，他是军队里的绘图员。战斗打响时，他独自一人坐在高高的山岗上，看远处的士兵一个一个地死去。他打开墨水瓶，用舌含化笔尖，在地图上划拉密密匝匝的等高线。

男人开始用细毛笔在女人身上缠绕。于是，以乳晕为圆心，蚊香一样的圆圈一点点蔓延开来。乳房看上去就像两朵燃烧的黑玫瑰，又好像两座美丽的囚室。笔尖游走，绕过肚脐，那是致命的漩涡，直到与另一簇温软的绒毛相遇……

我已经忘了，男人后来有没有得到这只珍贵的怀表，或者，故事并不像我说的那样，有这样一位美丽的寡妇，还有不好看的绘图员。很可能，这个故事从未发生，有的只是欲望。欲望像吃剩的鱼骨头一样残留下来。

欲望是什么呢？是爱恋、肉欲，还是讲故事的渴求？

还有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劳改营。女囚们在飘下雪花的日子里唱歌，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唱歌的女囚，她因偷越国境入狱。男主人公也是一位年轻的犯人，负责给狱官和其他犯人煮饭。他用生产任务单把刀叉整齐地包好，仿佛服侍的客人不是犯人而是尊贵的王公，工作的场所不是劳改营的废料堆，而是有水晶灯饰的宫殿。

两个犯人相爱了。结婚那天，男女囚室的狱官，分别为这对新人传递戒指。其他犯人为新人准备了一间干净的小木屋作为洞房，洞房四周墙壁上钉了画有爱弥儿的铁皮画。可是新郎没有来，他被一辆黑色“吉斯”接走了。

再后来，新娘出狱了，她的丈夫还在劳改营里。可是他们依然幸福。妻子每天在监狱操场边上的楼房里洗盘子。放工时，她会摘下头巾，走到阳台上，取出一面小小的圆镜，用镜子反光，把自己帅气的丈夫照得眼睛都睁不开。也不知是笑，还是眼睛睁不开。

电影最后一幕让人久久难忘。下矿井的犯人，天空离他们远去，那是无比壮美的穹宇。这让我想起电影里另一位犯人的话。这位诗人，他说，我抬头仰望星空，却一脚踩在屎上。

我在这样的台词中惊醒，影碟早已放完，电视屏幕上的商标走着不规则的曲线。我多么渴望故事能没完没了地讲下去。故事里某些深蓝或绛紫的句子一闪而过，在时间的面庞上划出流血不止的伤口。血柱细如涓流，我看见你心脏跳动的节奏。

而欲望已沉入酣眠，夜色如诉。

2008.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