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兽@越界之想

兽兽按：瑞典被认为是世界上性别和性倾向平等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所以接下来的三篇图文，我会介绍在瑞典观察到的一些与性别平等相关的见闻：第一篇介绍一家女同志书店Hallongrottan；第二篇介绍酷儿艺术家Elisabeth Ohlson轰动一时的作品Ecce Homo（1996-1998），以及她目前正在斯德哥尔摩展出的最新作品In Hate We Trust；第三篇是看图说话式的随感，我会整理出一些我喜欢的照片，有些与性别话题相关，有些则不一定，但不妨作为瑞典当代性别平等运动的背景来加以了解。

就让我以这三篇来结束令人难忘的瑞典之旅吧。然后就要转到寒假里我亲历的令人悲伤的地点——广州火车站。我的照片再现了一个普通志愿者眼中的春运。我并不希望这种视觉上有着天壤之别的并置被理解为作者暗含褒贬的刻意之举。正如我跟瑞典朋友关于中国暴风雪的通信中写到的，在中国，任何一个小的环节出问题，都会立刻被巨大的人口基数放大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因此对于中国的问题，必须有同情之了解。

然而图片的作用，正如苏珊·桑塔格警告的，由于直接诉诸于人的视觉感官，摄影让我们震惊，让我们对同类的苦难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然而影像泛滥的年代也容易让人变得麻木和犬儒。因此，除了同情，还必须有所行动，有改变社会的意志和行动力——虽然在这个时代，“改变社会”这样的豪言壮语说出来难免让人不好意思。我并不希望自己博客上的照片变成一种纯粹的自我玩赏——回顾过去的一些图文，我发现有此危险。我希望自己的思路能像图片上的风景一样明晰和通透；我也希望，不同时间、地点和文化场域下的图像、文字能在参差对照中引发思考，思考改变自我和周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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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2007年11月29日的饭否日记：（饭否还是个好东西，特此表扬一下）

刚从一家女同志书店回来，老板是一拉拉，她“女”朋友是一位男变女的跨性别者（MTF）。我问她（现在想来有点冒犯）你 俩的关系是les（女同性恋）还是hetero（异性恋），她说我们当然是les，然后说自己是les关系中男性化的一方，她“女”朋友是小鸟依人一方。瑰丽的生命，赞美一下。

老板贝蒂展示她店里好玩的东东：左边是Butch芭比娃娃，这个芭比完全是男性化的服饰和装扮，跟作为西方传统女性气质代表的芭比完全不一样。右边是苏联第一位女宇航员的纪念T恤衫，上面有以计算机编码写成的纪念文字。

骷髅美眉，女权主义者为了彰显女性的在场，对总是以男性为默认形象出现的骷髅和机器人进行了改写。我爱死那个骷髅美眉造型了，不过贵到飞起——一件婴儿穿的骷髅娃娃衫差不多卖人民币150块呢。

这是贝蒂的妈妈亲手做的点心。粉美味，我吃了好多！贝蒂告诉我，书店的名字就来源于这种点心的原料——蓝莓。

贝蒂的书店据说是斯德哥尔摩目前唯一的酷儿书店，之前有过几家都倒闭了。我问她是为什么，她回答说，也许是因为有关同志和酷儿文化的书籍在瑞典很容易买到，主流的书店都有专柜，像她们这样的专门书店反而凋敝了。但是她们依然在想方设法经营运作下去。Hallongrottan现在是斯德哥尔摩女权主义者每周聚会的场所，也经常举办酷儿艺术展览和电影观摩。

买下一本画册，大名鼎鼎的Ecce Homo，（也就是我将要在下一篇博文里介绍的东东）。竟然在这里给我买到，而且是书店里最后一册，作者签名本。这本书堪称我所有藏书中单页价格最贵的一册——43页索价500克朗（人民币500多块）。另外还看到瑞典画家用儿童画形式绘制的弗里达的故事，梦幻般的彩绘可爱极了。盘算了一下还是没买，一来太贵，二来（更致命的是）书是瑞典文的……

摄影/兽兽 

安娜是我们的课程助教卡琳的表姐。四年前，安娜在中国广东的清远市收养了她现在的女儿心喜。当她得知卡琳的班上有中国来的学生，便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

我们约好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圣玛丽教堂碰面。安娜之前通过卡琳询问我们的意见，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周日的弥撒。卡琳说安娜并不是教徒，但这天是圣诞节前圣玛丽教堂最后一次举办专为家庭祝福的弥撒，安娜说一定要带上心喜参加。我和两位中国同学都说没问题，我们很愿意去教堂参加家庭弥撒。

十点四十五分，安娜推着童车里的心喜准时出现在教堂门口，同行的还有她的邻居卡罗琳，以及卡罗琳从中国湖南收养的女儿英德拉。两位小朋友头上都戴着毛线编织的小绒帽，一红一蓝。

安娜说，她居住的社区里有不少从中国领养来的孩子。她跟卡罗琳都是中国小孩的母亲，因而成为要好的朋友。

弥撒十一点开始，人非常多，牧师是女性，完全用瑞典语，我勉强能分辨出某些词语，比如她呼吁大家关注受到艾滋病和战争影响的人们。

果然是为家庭祝福的弥撒，仪式过程中小孩的哭闹声不断，众人倒也不介意。壮实的心喜坐不安稳，安娜只好带她到外面转转。教堂外是一片宁静的墓地，不远处就是民居。外国人在这点上没这么多怪力乱神的禁忌，蓝眼睛的母亲牵着黑眼睛的女儿，在星星点点的墓碑前逡巡，仔细观看墓碑上、长明灯边那些不同造型的石刻天使。

弥撒结束，心喜和英德拉每人得到一份教堂派发的小礼物，是一大张卡片，上面是标有日期的小窗户，从那天起到圣诞，每天揭开一扇窗户。小孩盼着过节，同时也学会数数。

从教堂出来，我们到安娜家里做客，吃午饭，跟两位单身母亲聊天，也看她们如何带孩子。

午饭很丰盛，有瑞典一种传统的做成S型的饼子，Glogg（一种带有云香精气味的酒），像饼干一样的面包（安娜说是面包但是我们坚持说这是饼干），各式各样的奶酪，南瓜汤。国外的小孩就是无法无天，有客人在也不消停，两位小朋友一会儿玩积木，一会儿跳沙发。要是在中国爹妈早掌嘴了，可瑞典妈妈们也不管，还主动上前“助纣为虐”。

吃完饭，安娜拿出一本相册，里面保存了所有关于心喜和中国的记忆——孤儿院、派出所、机场、珠江的照片，还有领养当天的《清远日报》。

我在照片上看到我所生活的广州，甚至看到我们学校漂亮的校门。清远的孤儿院，从照片上看干净、设施齐全，保育员也和蔼可亲。安娜说，当她四十岁，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当母亲时，她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拥有自己的孩子，希望体会母亲跟女儿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她说到自己无法做母亲，用的是“biological mother”这个词；即便无法做“生物学上的母亲”，单身、失去生育能力的安娜，仍然可以成为母亲。

安娜说，母亲不是别的，母亲是“母爱加责任”。

卡罗琳是一位芭蕾舞者，说话时盘腿坐在地上，腰板挺直。她关心普通中国人对外国人收养中国弃婴的感受。我说，人人都渴望亲情，如果这些不幸的孩子，能够得到家庭（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家庭）的温暖，并且接受良好的教育，无论这些孩子是被中国人收养还是被外国人收养，作为普通人，我会祝福这些孩子，并且感谢母亲们所作的一切。在这一点上，我倒不会因为这些孩子被外国人收养，觉得难堪，甚至感到羞耻。也就是说，当我们形容这些小孩的过往历史时，可以说他/她们是“不幸的孩子”，却不一定要强调她们是“不幸的中国孩子”。

当然，中国弃婴数量巨大，而且大多数是女婴，这说明，在中国，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还聊了很多有趣的话题。比如随着年龄增长，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孩子会发现自己与周围孩子的不同，如何让她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安娜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品质，希望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等过几年心喜大一些，她会带心喜回清远看看。带心喜回中国，并不是要让孩子了解她过去的不幸，也不是我们主流媒体上渲染的那种“寻根之旅”，而是让孩子有一个机会了解自己身份的起源，了解国族身份的多元和复杂性，然后再思考和选择自己的身份。她现在送心喜上“汉语班”，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坐在心喜房间的飞行棋毛毯上一聊就是一下午。安娜说，走，我们去心喜爸爸家，他说今天吃泰国菜，快做好了。

心喜的“爸爸”，皮尔，是一位男同性恋。

从安娜的公寓出来，跟卡罗琳和英德拉别过。安娜先带我们去一家画廊取她的作品——安娜是一位摄影师和视觉艺术家，然后直奔皮尔家。还在路上，心喜就念叨起老爸了。

高大壮实的皮尔早已等在门口，他自我介绍，我叫皮尔，来自哥德堡。我说，啊，我知道，你们的国王去年和哥德堡号一起访问过广东。皮尔说，是啊，漂亮的哥德堡号！

皮尔在厨房调试各种水果和香料，我们和安娜坐在餐桌旁闲聊，心喜碰碰跳跳了一天，在老爸床上睡着了。

两年前，安娜找到皮尔，问他是否愿意做心喜的爸爸，皮尔说他作为gay，从未想过做爸爸，当时有些犹豫。可是，当他看到襁褓中的小心喜，一下子就答应了。

“心喜跟她老爸比跟我还亲”，安娜有点妒忌地说。

现在心喜每周过来皮尔家住几天。

安娜说自己在巴黎呆过十几年，曾经有过疯狂的生活——她的意思是，她既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现在她又给心喜找了一个同性恋的爸爸，“这样会不会乱套”。

安娜说，你是性别研究学者，你的看法如何？

我说，是不是怕培养出个同性恋的孩子？

我们都笑了。

我理解安娜的意思。她的意思是，你们中国人会不会认为，一个单亲母亲，一个同性恋父亲，不说是一个残缺的家庭起码也是个“另类家庭”，会不会把“中国孩子”（如果心喜将来愿意选择中国身份的话）给带坏了？

我说，这个前提假设有点问题，如果反过来问，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同性恋者合力抚养小孩，如果他/她们的孩子今后成为异性恋者，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孩子给“养坏了”？我曾经读到美国学者Eve Sedgwick的文章，题目叫做《如何把小孩教养成同性恋》（How to Bring Your Kids up Gay），虽然里面谈的跟育儿/女经完全没有关系，但这个标题对于我们思考问题很有助益。人们总把那些不良青年（如果同性恋也算一种“偏差”的话）归咎于家庭不幸——单身母亲、过于强大的母亲和无能的父亲，等等，这类迷思其实是在为异性恋霸权转移种种焦虑，把种种规范之外的家庭形式划为“他者”，以便巩固自我的安全感。如果有所谓的正常家庭，那么“正常”的指标不在于父母（父父、母母、跨性别父母）或者小孩的性/别身份为何，而在于家庭成员能够选择、自我实现，能够协商彼此的关系，并且从这种亲情关系中体验到幸福感。

当然我也觉得，出现这样的多元家庭模式，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是否健全都有关系。安娜作为单身母亲独力抚养心喜，每个月可以从瑞典政府得到四千克朗的补贴，这是单亲家庭得以维系的物质条件。

安娜还告诉我，瑞典九百万人口中，现在大概有两百万处于独居状态。随着西方社会维持基本生计变得越来越容易，独居者数量还会不断增加，这也促使了多元家庭形式的涌现。

“那中国的情况如何，是否也有我们这样的家庭？”安娜迫不及待地问。

“你下次来中国看看就知道了。皮尔你会来中国吗？你的手艺真不错！”

我答应安娜和皮尔，未来的某一天，当她们带心喜来广东，我愿意做她们的向导。

临别前，我问安娜，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安娜回答，请用中文教我说——

这是我女儿。

圣玛丽教堂，圣诞前最后一个专为家庭举行的弥撒。

两位母亲。安娜展示相册。

安娜工作的画室，里里外外都布置得很有童趣。

安娜抱着心喜站在自己的作品前。心喜打闹了一天，这会儿累得睡着了。

摄影/兽兽、Frank 

这是航海图，途中要在Mariehamn岛做短暂停留。

船票。若是与人share舱位，其实不是很贵，来回每人花费大约74克朗，不到人民币80块。头天下午5点从斯德哥尔摩出发，第二天早晨9点抵赫尔辛基，航程为15小时（两地有一小时时差）。

巨大的Silja游轮，总共有十三层高。这是大堂内景。十三层有桑拿浴、游泳池，我去洗了桑拿浴，8欧。蒸桑拿时一位光屁股的芬兰老爷爷教我，一定不要用冷水浇石头，要用温水。

上船后首先由大副致欢迎辞，然后是表演

到达赫尔辛基后，我们马上前往第一站：岩石教堂。顺利到了教堂却找不到入口，一位遛狗的妇人热情地为我们引路。

岩石教堂在一整块巨大的岩石中开凿，因此成为赫尔辛基著名景点。这是教堂内景。

然后坐有轨电车来到赫尔辛基大教堂，满眼是高纬度特有的羸弱的阳光。

赫尔辛基大教堂前的圣诞树。芬兰作为波罗的海国家，受俄罗斯影响巨大。这座洁白的教堂也有东正教建筑的风格。

教堂内景

议会广场上竖立着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塑像。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胸襟，能把一位入侵者/殖民者的塑像立在本国最具政治意义的场所？

中午和萨琳娜一起吃了最具当地特色的鲜虾萨拉，价格不便宜，我点的Toast Skagen索价9欧，大虾味道美极了，鲜甜中带有淡淡的海水味，鱼子酱抹吐司，鱼子和麦香混在一块，很特别。

在街上闲逛。橱窗里酷毙了的摩托车。

赫尔辛基街头的有轨电车是这个城市一大特色。坐电车买票全靠自觉。我和萨琳娜买了旅游者游览的通票，似乎是6欧/天。

议会广场南侧，港口边的集市。实在冻得不行，为了拍照，手指几乎冻僵，只好买了一双巨贵的鹿皮手套，25欧。来之前听瑞典朋友说赫尔辛基物价比斯德哥尔摩高，而北欧国家中，物价最高的当属挪威。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主会场。奥林匹克博物馆就坐落在体育场一侧。

奥林匹克博物馆内藏品颇丰，还有2008北京奥运会的专题展区。办奥运是好事，我只是希望因为奥运征地而受到影响的北京市民能得到妥善安置。

在甲板上眺望夜幕下的大教堂，就此作别芬兰。下次不知几时再来。

睡了个饱觉，第二天醒来船已驶入斯德哥尔摩水域，这里有数以千计的岛屿。

甲板上看风景的少年

1 Dec, 2007 Helsinki, Finland 摄影/兽兽

接到萨琳娜从清迈发来的email。她说：Hey兽兽，你还好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你答应过我，写写你自己的故事。

萨琳娜是家在加德满都的尼泊尔女孩。翻开日历，跟萨琳娜一块儿飘洋过海去赫尔辛基，是2007年的12月1号。

这篇拖了两个多月的游记，我应该从哪儿写起？

是“拖”，抑或是我根本就不想去描述这次旅行？

当旅行被记录下来，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它或许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

去赫尔辛基是临时起意。之前我对芬兰的了解，仅止于芬兰浴和圣诞老人。噢，我还知道西贝柳斯。有次跟乐友说起，我喜欢的他的《芬兰颂》，特别是其中的颂歌主题，朋友咧嘴道，其实《黄泉天鹅》（Swan of Tuonela）才是他最好的作品。如果不是在斯德哥尔摩看到《财经》记者杨哲宇写的长文《芬兰：北欧孤独的狼》，我根本不知道芬兰人怎么看待他们的强邻俄罗斯，芬兰与苏联发生的两次战争又是怎么回事。

当我跟萨琳娜说起这些费尽心机找到的史料时，萨琳娜满不在乎地说，即便你知道这么多，那又怎样？你知道这么多典故，可是你从未说过一丁点儿关于你自己的事。你爱过多少个人，你第一次接吻是几岁？写下情书第一行文字时是什么表情？

我的表情？我分明看见，波罗的海刀割一般的寒风把你的嘴角吹得干裂。

我们把头埋在各自的羽绒服里，冷得浑身哆嗦，只顾注视前方而无法对视。你说我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倾听者。即便对自己的丈夫或者女朋友，你也不曾——何况我是一个你只相识了一周的中国人——说那么多。旅途上你无数次说道，我说完了，该到你了。

“你能说一下你的故事吗？你的沉默，你的不以为意，你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背后一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你能告诉我吗？”

你能相信吗？我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不对，应该这么说，有些故事我不愿意与你分享，虽然并不是什么不可以拿出来说的事。这与亲疏无关，不愿意便是理由。所以我喜欢静静听你说。当我听完你全部的故事并且沉默时，你便拥有了我的故事。

亲爱的萨琳娜，不是我不想写信，我一直想把跟你一块儿去赫尔辛基的事，还有那些好看的照片，发到我的博客上，这样就可以跟那些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分享。可是，那天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话，无关眼前的风景，却关乎我们各自的生命。这样的交谈和沉默，使我无心眼前的风景，以至于最后我拒绝再说话，并且提议我俩分开走，各自回码头搭船。

如此令人难堪的游记，我的那些中国朋友——他们期待着分享我旅行的快乐——他们会喜欢吗？

你为什么要为你的朋友而旅行？他们可以上Google找各式各样的游记。他们看你的游记，是因为他们好奇你对旅行和异国的想法。他们每天打开你的博客，是想确认一下，哦，这个我认识的人还活着——以便确认他们自己还活着。或许根本不关心你这个人，打开网页，只是他们每天习惯性的动作而已，就好象锁完门总要再推几下。

萨琳娜，我可以费尽周折，托千里之外的朋友帮你找一种中国出产的药剂，我可以三更半夜陪你跑到甲板上看你在尼泊尔不可想象的巨浪，可是，当我不愿意跟你交换我的故事时，你能依然向我微笑吗？

亲爱的朋友，当你看到一篇不是你们所期望的游记时，当你发现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既任性又傲慢，还有点古怪，更可怕的是他根本无法向他所深爱的你们打开心扉时，你能依旧给他以安慰和微笑吗？

在和菜头博客上看到Picasa被封的消息，终于解开几天来本页面上的图片无法浏览之谜。

虽然我依然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更新图片，却对这个渐渐失控的国家深感忧虑。

说失控，是因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犹如可以随时断掉的网络，没有哪个人可以声称你是安全的。即便你是国家主席，手拿宪法也无法捍卫你的人身权利；即便你是让人羡慕的中产阶级，你仍然有可能在某一天被房地产商雇用的歹徒闯进家里打成脾脏爆裂。

回顾进入中国市场后伤痕累累的历史，有人说，Google频频被“垂青”，是由于被Baidu这个“帮凶”商业算计的结果。我平时不用Baidu，“爱用国货”对我来说是个荒谬的命题。我关心的是，到达我手中的一件产品，它是不是血汗工厂或者童工车间生产出来的；技术进步、消费文化和商业资本，到底是帮助消费者扩展了自由的疆界并且免于恐惧，还是恰恰相反。

身陷师涛案的商业巨头雅虎，面对法律和道德的审判，总裁杨致远和卡拉汉两人不得不向师涛母亲鞠躬表示歉意。哦，我忘了说，那是在大洋彼岸的法庭上。在这个国家，面对种种突如其来的断网、禁声、非正常失踪、强制拆迁……我们从未奢望有什么人出来向我们鞠躬道歉。我们无法预言，最后的正义终将降临；然而，即使是最柔弱无力的人，在他/她被恶魔扼住喉管之时，依然可以发出沉默的怒吼，“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这个声音可以让钢铸的机器瞬间消失于无形，它保全了为人之尊严的最后底线。

这就是我此刻的选择：即便无能为力，我依然可以表明我的态度，留下一个记录，“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可以另寻网站存放照片，但我也可以选择不这么乖——暂停更新直到我喜欢的Picasa重开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