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兽@越界之想（已停止更新，请访问新博客）

母亲来广州数日，今天才有空陪她在校园里走走。经过园东路，有大片荷塘开得正旺，好像无数摇曳的绿色经幡。母亲特意提醒说，你看池塘周围，有小小的紫色睡莲；还说自己清晨散步湖边，看见睡莲们迎空怒放。晌午时分，在炎炎烈日下，它们却敛起花苞闭目养神，真是小家子气。在这一点上睡莲是不如荷花的。

母亲又为我可惜，因为在这美丽的校园里住久了，对这些好景致越发无甚感觉。晨光好时，想必我正缺乏美感地用枕头夹了双耳打呼噜。

我其实也喜欢看荷花，不过是冬天里那种形容枯槁的残荷。我自幼喜食莲藕，冬天正是采摘莲藕的时节。比之荷花荷叶莲蓬，体态臃肿、浑身雀斑且常年潜水的莲藕，它们是难以跃立于摄影师美图之上的；我们也不会用亭亭玉立这样的词来形容长了半打鼻孔的莲藕。也因为如此，我从小对莲藕生了特殊的感情，对它们的命运感到格外不平，他怜里带有几分自我焦虑。直到今日，看花样游泳比赛，众人从水里托举出游泳队里最美丽女主角，“芙蓉出水”的一刻，我脑子里满是水下那些莲藕妹妹们胡乱摆动以求平衡的肢体。

幼年时代的原初焦虑，长大后的结果就是生怕自己做了莲藕。看冬天里死相难看的残荷，也许有出于补偿心理的自我安慰在里面罢。

然而母亲是喜欢看荷花的。为了让我不做莲藕做水面上那朵光鲜的荷花，她自愿为家庭和子女做了一辈子莲藕。

取出随身带的相机，拍下这些完美的荷花，献给亲爱的兽妈。

中大东湖  摄影/兽兽

这篇日记写于5月30日去巴厘岛、星洲开会和度假前。当时余秋雨还未以博客的方式“含泪”“截访”灾区家长。想不到去国十日，形势急转直下。昨日回到广州，还未出白云机场，就在电话里听朋友说起“南周”、“南都”因为地震报道被“点名”，报社领导检讨不迭一事。归国时在飞机上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转引秋风先生为南周撰文谈宗教在灾难中的心灵抚慰作用，与我十日前写的这篇日记颇有契合之处。不想今日真理部下达通知，要求各大论坛删除余秋雨“含泪”文引发的讨论，这篇日记也被殃及。

特转到这里，算是一个记录。兽兽记。 

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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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

----- 所删除内容 -----

标题或出处：我又要跟余秋雨老师过不去了

删除文本：

余秋雨还是没有摆脱文革那一套，拿与十三亿中国人为敌的大帽子扣在朱学勤头上，太不地道。朱学勤能蠢到跟十三亿中国人为敌？（或者是为了坚守知识分子立场而与十三亿中国人民为敌，我看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朱所谓的天谴，当然指的是政权过去行事非正义的一面，也指整个社会价值观和道德体系的崩溃。朱学勤说“这次地震是上天对中国人的惩罚”，难道他自己不是中国人？这种用左脚小拇指想一下都会明白的事儿，余老师一方面装疯卖傻，另一方面大扣帽子，够阴毒的。

对灾难，人类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有些人给出科学的解释，有些人给出心灵的解释，处理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朱学勤的天谴，跟萨朗·斯通的Karma一样，词语有其各自的语境和文化脉络。这个“天谴”和“Karma”，你要硬拿来跟没读过《旧约》和佛经的愤青们论理，最好尽早放弃。这些姑且不论。我想说的是，科学试图穷尽一切，这是事实；然而，在那人类未能穷尽的广阔领域，需要人们保持敬畏，这是现代条件下给出“天谴说”的一个心灵原由。secular有 secular的逻辑，religion有religion的逻辑。简而言之，朱学勤跟余秋雨的分歧，不是什么孰是孰非、正义与非正义、有良心或者没良心的的问题，而是神学话语与无神论话语（这么说还抬高了余老师，其实他才是庸俗的不可知主义）之间的对立。

何况，关于地震成因，目前国内外科学家有了新的看法，比如筑坝说。我看，从这个角度，要说地震是对人类不负责任，滥用自然的“天谴”，也不为过。

我希望自己没有对朱学勤的一番话做出过度阐释，但我以为，朱学勤是敏感的，他的措辞使得我们看到，在各种科学话语和世俗的形而下解释之外，在这场关于自然灾害的辩论中，形而上的角度、spirituality的角度严重缺席了。而且我也认为，对于另外一些人——比如中国数千万信者——而言，“天谴”并不是一个突兀的、不可理喻的说法。反而是因为国家政令使然，他们的声音无法出现在主流媒体和公共辩论的场合。若余老师敢于挑战这层禁忌，那倒是尽了一回知识分子的责任。可惜他目前所尽到的责任，似乎只是用一些怪异的词汇（“接轨”、“重组”和“优化”），表达民粹、成见和常谈，而不去触碰任何不能碰的东西，以大而无当的自我抒情掩饰内里的极端狡猾，是贝淡宁教授分析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去政治化的典型，（余说他在这次地震后“找到了中国文化与国际接轨的话语基础”，我看他是逆国际潮流而动）。太让人受不了了。

附：余秋雨驳“天谴论”

转自秋雨老师滴勃唠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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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天谴论”——余秋雨与网友的一段对话 (2008-05-24 20:31:04)

标签：汶川 地震 文化 分类：文化倾听 地点：南开大学　　

网友Fanji ：余秋雨老师，我要向您打听一个人。据说，是这个人提出了“四川地震是天谴”的谬论，但这两天又不敢说了。我估计您会知道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在九年前发起了对您的诬陷（他撰文说连妓女的手提包里也装有您的书），但这两年您似乎原谅了他，允许他在您担任总顾问的陕西卫视“开坛”栏目里谈文化。因此，您也许会知道他，是不是他提出了“天谴论”？

余秋雨：我不认识这个人。你说的问题很严重，我没有证据证明是哪个人提出的，因此希望不要具体针对某某人。不管是谁，提出这种谬论都是大恶。因为这种谬论把十三亿中国人当作了“天谴”的对象，把已经死亡的五万多同胞当作了“天谴”的对象，实在太让我们愤怒了！十三亿中国人做错了什么？五万多同胞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天”在惩罚他们？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套用关汉卿的语言对“天”高喊一句：“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

网友三镇鹰：说得好！中外地质学家已经明确论证，这次地震是两大地球板块冲撞、断裂所释放出的能量。此间不存在什么“天意”，千万不要听这些邪恶的江湖术士的胡言论语。

网友寒夏：不是江湖术士。多半是一些自封为“异议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他们说“中国受到了天的谴责”，是出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说的。但他们的致命矛盾是：既然“天”要谴责中国政治，为什么不惩罚政治人物，而是惩罚普通百姓？因此，一听就知道是谎言，而且是丑恶的政治谎言。

余秋雨：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念，对此我予以尊重。我不可容忍的是，这些似乎有文化、有见解的人，居然对数万名骨肉同胞的伤亡无动于衷，而且还在伪造理由，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对他们，我实在不想说什么话。我只想告诉网友：记住，凡是对万众苦难无动于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政治观点。今后我们必须把各种眼花缭乱的政见、观点、学派、团体……推到最终的人文底线上：是否救助生命，是否守护民众，是否扬善去恶，是否具有爱心。如果连这条底线也通不过，其他千言万语，我都不想听！

网友Fanji：我早就发现一个规律：在中国文化界历来有不少成天骂骂咧咧的所谓“批评家”，但是一旦遇到洪水、非典、冰灾、地震，他们全都消失了，没有一个会去救灾，没有一个会去做义工，而且，几乎都不会捐助。等到灾难终于过去，他们又渐渐活跃了，一会儿整这个，一会儿毁那个，满口社会正义，直到下一次灾难来临。他们是灾难中的“冬眠者”。幸好他们“冬眠”，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些天中国的传媒多么纯净而感人。

网友王光列：我们中国人善良而健忘，等到灾难过去，也就忘了这些人在灾难中的自私嘴脸，又容许他们在媒体上高谈阔论了。因此，我历来主张，一切评论者首先应该被评论。当他们作为公众人物对别人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时候，任何人都有理由问他们一句：“在华东水灾的时候，在非典、冰灾的时候，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你自己在干什么？”

网友Fanji：余老师，我还是放不下那个人。如果事实证明，“天谴论”正是他提出的，您会不会取消他在陕西卫视“开坛”上的发言权？

余秋雨：不管他是谁，只要有人提出“这次地震是上天对中国人的惩罚”，我都会把他视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后良知的恶孽。我从来不对自己担任总顾问的电视、报纸、杂志提出具体要求，但是如果有谁践踏了天良底线，我不会沉默。我认为，这次抗震救灾的全国性大动员、大投入、大动情，重新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支点，也找到了中国文化与国际接轨的话语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将会就此写一篇论文，题目是《汶川——中华文化的新起点》。我预计，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系统将在这次灾难中重新建立，那个让我们恶心了很久的“文化蚊蝇狂欢时代”，必将结束。经历了这次十几亿人眼泪、肃立、哽咽，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将会在关爱生命、焕发人性的基础上重组和优化，并让世界瞩目。而这种集体人格，就是我们所追寻的文化。

片名(Title)： 红色美术
英文名(English Title)：RED ART
片长(Running Time)：70 Mins.
格式(Format)：35mm 16mm DV 其他: DV
彩色/ 黑白(Color/B&W) ：彩色，Color
语言（ Language）中英文 Chinese/English
字幕（ Subtitles） English/Chinese 中英文

导演(Director) ：AI Xiaoming, HU Jie

《红色美术》采访了当年的画家、红卫兵以及今天中国和英国的收藏者、研究者，力图呈现文革宣传画的产生、流传及影响。在片中讲述个人故事的有：《毛主席去安源》作者刘春华、广州画家李醒韬、广州老红卫兵周继能以及中国首间民间文革博物馆创始人彭启安等；北京、广州的美术馆主持人、美术评论家、当年将中国宣传画带去英国的记者、教授、研究者等，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对文革美术的理解。

《红色美术》是本片作者继《为革命画画：户县农民画》之后完成的第二部有关中国文革宣传画的纪录片，丰富的图像资料与文革时代的影像穿插在一起，为人们反思文革与视觉艺术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 

'Red Art' reflects the rise of the scenes and how posters were used as a propaganda; and interviews former painters, Red Guard, today's researchers and colle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who talk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posters.

'Red Art' is the second documentary after the documentary makers finished the first one 'Painting for the Revolution: Peasants Painters in Hu County', which documents how folk art was transformed by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records the artists' memory of this unusual period of history.

'Red Art' rhymes with 'Red Guard', which implies a metaphorical significance. As Mao's poems usually convey the impression of 'sunset as blood-red', the title of the film summarizes Mao's imagination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cost that people and art had to pay. 

（Poster designed by 兽兽）

推荐语：

如果每个人都在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如果意义是生活得以持续的源泉，那么有必要反思：意义从何而来、由谁提供。我觉得这篇文章有冲击力的地方在于，作者分析了这场灾难降临后，我们精神生活中那种自我抒情的来源，即对于意义的建构和取舍。具体表现为：无视身边的苦难，渴望一种被赋予了意义的苦难，并且渴望在这种有意义的苦难中实现和完成自我。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能指向另一种能指的滑动，这一滑动过程并不指向现实中的苦难，而指向 一种想象性的自我完成——如果我们不采取那种解释，即认为这是极权社会里人们趋利避害的一种反应的话。也许，这只是同一过程相互交织的两个方面：一方面 知道禁忌和禁区在哪里，另一方面，又在一个肯定的方向上合理化这种逃避和遗忘的行为。作者提供的对策是，默默耕耘，去发现日常生活中尚未发现的意义。

说到灾难本身，发生在这个国家的灾难何止地震，但记忆与遗忘总是被意识形态有选择地操弄。反右受害者逾五十万，大饥荒死三千万，河南输血感染艾滋病者 无法计数。值得思考的是，这些超地震遇难人数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灾难，还有我们身边大大小小的不平，为什么都被选择性地遗忘了。
                                                      兽兽 5.20

每个人都可以……

——回复李劲松律师的思考

艾晓明（中山大学教授） 

李律师的来信我看到，相信这么多天来，所有人都是如此的寝食难安，一次次泪流满面，为地震中蒙难的同胞骨肉悲痛，恨不能飞身前往汶川，加入救灾行列。我周围的确有一些朋友坐言起行，现在就在那里建功立业。

一种善意、一种大爱被空前地调动起来，在这个时刻，几乎没有异议（就算有，也会强忍着），骨肉同胞、人道人性似乎压倒了一切。

我感到创造意义的伟大力量。人们是多么渴望过上意义的生活啊，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价值被肯定，多么愿意看到爱与同情、战胜天大难关而众志成城的形 象。现在，一个国家都在建构着、体会着这样的信念，并且催化着、扩展着人们的善意，连乞丐都在捐款。救灾奇迹之外，我们看到火热的道德良善之花，遍地开 放。

我无比地敬慕舍生忘死的前线将士、新闻记者和志愿者们，但是我依然要说点别的意见——

地震就像战争爆发，但它不是生活的常态。人们终归是要回到日常生活，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有许多意义没有被肯定、没有被发现或者，意义被排斥了。

就在无数人打爆热线要求领养汶川孤儿时，我身边的一位同事，她抚养的孤儿得不到任何社会照顾。六年前、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医院，她抱回了被遗弃在襁 褓中的女婴。现在，这个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可是，无论她怎样解释，我们中山大学附属小学，拒绝按照教师待遇录取这位女童。为此，仅仅上完小学，我的这位年 轻同事要为孩子支付接近9万的学费。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讲师一年半的收入，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年半即547天里她不可以吃饭喝水，更不能赡养老人抚育幼 女，且必须照常上课挣工资。我这样说，大家可以想见，堪比埋在废墟下的奇迹。

同样，当几十亿的捐款涌向四川受灾地区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就在中国农村的很多没有受灾的地方，连干净的生活用水也不具备。我在湖南某城市看到， 离豪华市区二十多公里外，农民没水喝，要花钱买。井水正在干涸，剩余的水绿油油的。农民在水缸上放一个水盆，用一条浴巾过滤水，那浴巾比城市家庭的鞋垫还 要浑浊。在湖北过去被称之为鱼米之乡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肝炎村，那里的水沟没有一条是清澈的。革命年代引进的"革命草"，侵占了本地水草的地盘，这种 外来植物夏天疯狂繁殖，冬天就烂在水里。如同大多数农村地区一样，当地也没有地下排污系统，人们的新房旁垃圾遍地，塑料、橡胶下雨时随风漂浮，天晴后也不 降解，放眼望去，遍地污泥浊水，野蝇飞舞。

我不需要再说河南农村的艾滋病如何肆虐了，成千上万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失去亲人，孩子失去父母，多少人间惨剧永远地掩埋了在田野里起伏的坟茔 之下……我也不必说，因为过去种种政治灾难导致的社会地震，又有多少亲人骨肉分离。去过夹边沟的友人说，那掩埋过尸骨的地面依然可见大饥荒亡者的头发，仅 凭肉眼，不仅可以看到摇曳的发丝，且能辨析带着颜色的破烂衣襟。当年奄奄一息的濒死者，无力深埋同胞的遗体，以至于几年之后，村童可将骨架子竖起来与之嬉 戏。此情此景，闻之谁能不惊悚，真真如《吊古战场》之语，"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

听闻一个又一个的朋友说着要去汶川、要去领养孤儿时，我感到意义的诱惑是如此巨大，当一种意义不再需要阐明时，剩下的，似乎只需要精诚骁勇了。牺牲啊牺牲，我们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而生，我们亦可以赴汤蹈火——只要那是有意义的。

可是，既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汶川，既然我们如此地受到抗灾精神的鼓舞，难道我们不能发现身边的汶川或其他灾难的受害人吗？我们能不能以那种 救灾精神，为解除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尽一点力、做一点事？李律师，当你和你的朋友们一次次奔赴临沂，为盲人陈*光*诚呼喊时，你是在奔汶川；当你承受着巨大 的压力，为政*治犯胡*嘉辩护申诉时，你是在奔汶川；当你和你们一批律师期图为遥远边区少数民族同胞争取法律权利时，你毫无疑问也是在奔汶川。尽管在其他 话语脉络中，这些领域不叫汶川而叫做犯罪，但那只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不同而已。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着，地震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可以减轻的，那么，我们日常的平凡岗位，何尝没有可比汶川的考验和挑战？那些执著地 守护家园、抗拒暴力强拆的户主们、那些为了河流湖泊跋山涉水的环保工作者们、那些每日守在各大论坛力挺关注社会扩大参与的网友们，何尝不是监测余震扶危解 困？我们可以在各自的专业做清理废墟的勇者，可以在那些尚未引起关注的领域默默挖掘，发现未被发现的意义，这意义如同汶川抗灾一样不可小视；天涯何处无芳 草，何必马革裹尸还。

每个人都可以救灾，每个人都有能力发现并遏制身边的世界不要变成汶川。窗外，冷雨阵阵袭来，让人忧心那山崩地裂之处。为了灾区浴血奋战的人们，让我们祈祷。汶川在我们心中，努力，就从日常生活开始。

这两天报纸、电视上全是有关地震的影像，除了诉诸于视觉和听觉震撼，还有味觉刺激。昨晚TVB晚间新闻，现场连线的记者戴着口罩，形容四处弥漫着“尸臭”和消毒水的味道。让我最震撼的莫过于《苹果日报》刊登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是俯拍的废墟现场，几位穿桔红色救生衣的队员，身下是挤成一团死去的孩子。画面有类似宗教图像的静谧和悲怆感。救援者背上印着“China”、“救援”的字样，交代了特定的国族和场合，具有标识作用。

而我有一点担心：死亡、尸体的直接呈现，在镜头两端，是否导致某种伦理上的问题。地震是一场席卷一切的大灾难。大规模的房屋倒塌，私人宅地彻底暴露于公众视线之下。这些场景通过数字技术和卫星，传遍天涯海角。倒塌的民宅好像一个隐喻，隐喻了灾难发生之后，公众对于私领域的窥视是“合法合理”的。因而，那些拍摄苦难场景的人不需要征得被拍摄者的同意；那些毫无防备下死去的遇难者，他们也无从向摁下快门的人要回最后的尊严。

我们知道，在医疗领域，对于死者遗体的处理有固定的程序，那种毫无遮掩的对死者身体的暴露是要受谴责的。因为这不仅事关死者生前意愿和家属感受，也事关我们如何对待自我，对待个体死亡之相关议题。由死亡仪式的日常经验抽象出来的若干原则，影响了生者对于彼此之间亲密、隐私、距离、安全感、身体归属的想象和规定。这便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伦理”的那一类东西。

我们从别人对待死者的态度里照见自己亡故后的影子；其中复杂的反应，有恐惧、自怜，也有慰藉。如此，善待死者是基本的人伦底线之一。由此可以理解，电影《叶落归根》里赵本山扮演的男主角，何以为一句承诺铤而走险、千里背尸。有报道说，汶川地震中痛失妻子的一名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遗体绑在背部，用摩托车送往太平间。他执拗地认为，妻子不应该被遗弃在那些尖利的碎石堆里。还有一幅令我感动的画面发自日本救援队工作现场。图片报道说，日本救援队于5月17日早上7点20分发现两具遗体，一位28岁的少妇和她怀里两个月大的婴儿双双遇难。所有日本救援队员站成两排，默哀片刻后，遇难者遗体才被送走。逢此艰难时世，唯有从尊重生命的态度里学会尊重，从爱的行动中发现爱，灾后我们才能够应付远比重建家园困难得多的心灵煎熬。

质疑暴露死者身体的影像，不是要否认新闻工作者的付出和努力。这些震撼的场景所激发的同情心和意志，可以带动从捐款、献血到志愿行动的一系列具体动作，受益的还是灾区民众。我只是希望媒体在呈现苦难和死亡时，能够小心地做某些技术性的处理。美国NBC晚间新闻所有暴露死者身体（头、脸、四肢）的镜头都做了滤镜处理，澳大利亚网络媒体在可能引发读者不安的图片出现前标上警示记号。这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对生者的关怀。

让我们的善意更完满一点，让他们离去时少些许遗憾。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社评版）

早上看南都电子版，中午又在报摊上买了一份，算是对灾区募捐。告读者书、社论立 意都很好。中午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杨锦麟对此也称赞有加。可是我不喜欢那种对仗的骈体文风。也许写作者对这些文字在新闻史上的地位有所期许，自我 想象了一个“天将降大任”的写作位置；煌煌大文中足可听见历史的回音。也可能，写作者有意使自己的表达区别于中央大报和地方同行的“人民体”风格，以凸显 一种自由思想、独立意志。可是这种文风，知识分子会叫好，却不利于跟底层民众的交流。

也许，就语言文字的平白晓畅而论，我们都应该学习毛。毛有古典诗词底子，但他的政论文字，完全是学白居易的。再加上写作班子的千锤百炼，他的“雄 文五卷”是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典范。原因之一，是他清楚地知道写出来的东西要给谁看。也因为如此，他的语言风格在几十年间深刻地影响了亿万人的生活，控制了 他们的思想，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此为不幸，但也可为我所用。

要想在政论文中达到一种气势磅礴的效果，不妨从中央编译局的马列著作译本那里获得语感。那是现代汉语翻译体语言风格的典范。

固然，语言表达应该有它丰富、流动和创造性的一面。但作为公众意见表达的平台，木心不是好的学习对象，许知远也不是。给媒体写评论，好的榜样是王小波，他用浅显的短句表达复杂的思考；好的榜样是龙应台，她的文字除尽戾气，却又寸土不让。

平白晓畅的语言风格，始终是接近民众，平等交流的利器。

附录： 

颤栗兄回应

除了龍應台和王小波，我覺得你說的其他典範實在有問題……
　　
平白和曉暢的白話文就能和底層民衆交流嗎？目前我們的國情是：很多人還不具備用白話文思考的能力，正因爲編譯局把範疇與語言之間的聯係給弄得愈發糊塗，白話文也未嘗有機會歷經不經束縛的思考與辯難。
　　
接近民衆的，永遠是OK!或者Hello等花邊新聞/八卦雜誌，不會是高文典章，哪怕語言平白曉暢。

兽兽回应

我说的语言风格，仅就有利交流而论，至于玩赏和实验，那是另一回事。语言的物质内核与意义外壳，若即若离，里面有许多有待理论解开的问题。我在此所表达的，更多出自日常经验，而非理论。
　　
民众喜看花边新闻还是高文典章，这事关个人选择。但，社论作为报社同仁观点之最强音，事关媒体立场。我以为，如果南都选择的是民间立场，就不应只是在价值判断上以民间为取向，却在文风上疏离民间的语言经验。
　　　　
但你说的“白话文思考能力”，也让我反省用语不周的地方。我说的白话文经验，确切地说，指的是口语化的表达。
　　
我也觉得，从实践上看，审视华文媒体的语言问题，应该考虑诸如台湾跟香港的例子。港台媒体的政论文风格，虽各有其在地的语言特点，但急流下的河床，依然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所开创的书面语与日常口语紧密联系的传统。
　　　　
关于“毛文体”，李陀有很好的分析，值得一读。
http://www.philosophyol.com/pol04/Article/aesthetics/a_art/200409/1167.html

中午吃完饭已近两点，从校外小食店返回时，有大队人马往珠江边的滨江路涌去。红旗飘飘，这是好多年不见的景象。路边的报贩忙着收拾摊位，咖啡店的服务员偷闲跑到门外眺望。那些年轻面庞上满是笑意和自豪。我在迎接奥运火炬的旗帜与人潮中逆流而动，有点不好意思，却又毅然全力地穿越一条裹挟一切的大河。

18年前，1990年，亚运火炬接力经过我们那座小城市。我所在的小学有着全市出名的鼓号队。在全城迎亚运的热潮中，我们的鼓号队被选定为迎接亚运圣火的方阵之一。记得火炬抵达前晚，所有的小队员被接到市体委招待所集中住宿，凌晨三四点起床，穿戴整齐，似乎还化了点妆。睡眼惺忪的小朋友们在火种到达火车站出口的一刻惊醒。那个风雨飘摇的火车站之夜，好像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镜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

今天我又想起了18年前的那个夜晚。此刻我并非要抨击同胞们的爱国热情，也无意为自己的“精英心态”辩护。我想说，相对于凌晨时分被叫醒，睡眼惺忪迎接圣火大驾的那个小学生的我，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以一种自然而轻松的方式，表达自己特定的情绪，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而且我清楚地知道，无论这穿城越池的火把一路经历了多少艰险，遇到了多少异议表达的场合，很多时候，所谓的爱中国，我们所竭力维护的“中国”二字，对于每个人而言，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有人说我爱中国，可能话脱口而出的一刻，他想说，我爱一个我辈立志为之奋斗的中国，因为我的家在那里，我想念家里的父亲母亲，想念我的青春韶华。

有人说我爱中国，可能话脱口而出的一刻，他想说，我爱一个我辈为之流血牺牲的中国，我有爱人或同学死在凌晨时分的广场上。我有权利回国，我也有权利爱国。

有人爱文化中国，有人爱小说中国，有人爱美食中国，也有人爱那个天空湛蓝的雪域中国。

因此，我们每个人爱的是一个千差万别的“中国”，与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相关的那一部分“中国”。同理，世界上也有许多人不喜欢中国，他们不喜欢与我们喜欢的，很多时候可能并非总是同一个中国。

在湍急的人流中，我看见下渡村那些平日靠收房租度日的阿婆们，她们一字排开，把红红白白的国旗、奥运小旗，一束束扎好落齐，三块钱一支，今天又可以挣不少。她们终其一生可能都无法沾上伟大祖国的荣光。然而，这个有着千年文明的三角洲上，她们寻常而安逸的生活，穿越时代，勾勒出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生命正史。这是一个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心之所向的中国，一个寻常人的中国。

听朋友说这几天郭敬明上纽时的事儿炒得很厉害，说是美帝把郭当成中国作家代表，让很多人不忿。虽然偶已经好多年不搞文学了，但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上纽时书评看了看。看完以后觉得，也没怎么嘛。

首先纽时并没有把郭敬明当成中国作家的代表，而是把他作为80后流行小说作者中最突出的人物来写。这一期纽时书评同时还介绍了莫言、姜戎、王安忆和阎连科，可见还是有所谓“严肃作家”和“流行作家”的区分。其次纽时的介绍把郭敬明放在当代青少年文化和流行文化的脉络里进行描述，至于作品本身倒没怎么涉及。从文学现象的角度，这篇采访主要介绍了两位研究者的观点，分别是刘禾和陶东风。刘禾的评论还是比较到位：

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equently jails dissident writers or forces them into exile, it mostly ignores the antics of Guo and the other post-'80s writers. For all their flamboyance, they exemplify the social ideals of the new China — commercialism and individualism — said Lydia Liu, a professor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hey "don't pose any threat," Liu said. "They collaborate."

刘禾的意思是，相对于经常把异议作家投入监狱和放逐的做法，组织上对郭敬明为代表的新一代作者倒是网开一面——他们是合作者，不会造成任何威胁。反倒是在郭敬明等人身上，体现了“新”中国的社会理想——商业主义和个性主义。这个说法倒是符合刘禾对当代中国艺术家一贯的批评。几年前一次特别的机缘，我陪同刘老师去看广州三年展，她当时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中国艺术家最大的问题，一是不读书不看报，二是不对现实发声。

陶东风的批评更严厉些，跟刘禾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也是批评这批年轻作者缺乏社会责任感，更像偶像而不像作家。按他的话说，“韩寒写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外表，还有他开的赛车”。（"What they write isn't important," he said. "What's important is Han Han's looks, the cars that he drives."）

我没看过郭敬明，因此对他的文字无从置评。但我关注一点youth culture，也关注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氛围，从这两个面向上看，我倒不像上面二位评论者那么悲观。一来我认为批评郭敬明不如批评这个时代普遍浮躁的精神生活，而且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有不同的需求，年轻人喜读的文字老年人看了可能要起鸡皮，反之亦然。即便郭敬明一本小说能卖一百万个拷批，就中国的人口基数来看也算不上啥，南都每日发行量也过百万嘛。同时也不要指望年轻人永远会“Little Four,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随年龄增长，等到他们学好了英语，学会上豆瓣，去了港台自由行，会看到一大批好书禁书，那才叫“广阔天地”。在专业研究的层面上，我也觉得，如果郭敬明小说确实吸引了一大批年轻读者，那么他小说中的幻想机制，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这些年轻作者身上的“妖气”，他们的口无遮拦，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正统，也是一种松动。虽然不能过分寄望这种松动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多大改变，就个人来说，郭敬明的“矫揉造作”，他那种excess的风格，我觉得还有点儿意思。纽时的采访也看到了这一点，文章开头就说：

The most successful writer in China today isn't Gao Xingjian, the winner of the 2000 Nobel Prize, or even Jiang Rong, the author of the best-selling novel "Wolf Totem," just rele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24-year-old Guo Jingming, a pop idol whose cross-dressing, image-obsessed persona has made him a sensation in a country where the Communist dictatorship advocates prudery and heterosexuality. Thousands of teenagers — his readers are rarely over 20 — flock to Guo’s signing sessions. Some post frenzied declarations of love on his blog: “Little Four,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Guo’s nickname comes from “fourth dimension war,” a random quotation he found in a magazine.) Alongside adoring letters addressed to “Big Brother Guo,” the author posts pictures of himself half-naked in the shower, in his underwear or swathed in Dolce & Gabbana accessories and Louis XIV-style shirts. Guo is hardly universally beloved. Last fall, he was voted China's most hated male celebrity for the third year in a row on Tianya, one of the country's biggest online forums.

这一段看了让人忍俊不禁。大意是说，郭敬明的易装喜好、迷恋于影像的人格特质，使他在一个鼓吹行事要守规矩（其实是假正经）和异性恋的共产专制国家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且第三年被天涯社区评为“最可恨的中国男名人”，（看到这里我快笑死了，你看“网络暴民”们是多么仇视阴柔男性暨坎普作家）。嗯，所以“极权社会”也并非铁板一块，是一个很 dynamic的东东。极权社会的政治体制与治理术，会经由文化的作用而产生不同变体。古巴在前领导人卡斯特罗侄女的推动下，正在落实同志婚姻立法。起码在这一点上，古巴的同性恋人权极有可能超越民主自由的美国。回到我们亲爱的小四，我对郭敬明——作为一个跨性别斗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寄以厚望。

Lastly，老天保佑刘禾老师不要看到这篇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