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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ss of Death between Brezhnev and Honecker (Dimitrij Vrubel, Soviet Union)

本次网络整风据说源于某次偶然浏览后的勃然大怒。

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作为谎言已然崩溃，因此会出现话语紊乱（“不折腾”），会拿党性标准中与“低俗”相对的所谓“正派”原则，以保护青少年为名，对整个社会加以道德整肃，从而保持党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性，维持意识形态管制的合法性。

而他，温文尔雅，忍辱负重。他说，“请相信我一个六十七岁的老人”。作为一个老人，他人品无瑕，几近完美。这个老人身份，叠加在统治集团成员的身份之上，其调用腾挪，常能起到软化催泪的作用。面对年轻人的投掷，他其实也可以这样回答：“这不是对待老人的应有态度”，或以老人的历练和隐忍加以应对。可是他没有。他感到自己在代表所有国人受辱，也须代表所有国人加以反击。

可是，这个身份调用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时候，他是一个大国领袖；什么时候，他是一个老人？我们，在评价一位政治家的工作时，评价他在这个操蛋体制中发挥的作用时，可以跟那个令人敬佩的老人形象，分开来说吗？反低俗运动、扔鞋事件，可以窥见个人因素在整个极权文化中发挥的管制效应。作为大众偶像，他们有着这样的特点：自我克制、儒雅、勤奋工作，保持着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他们像中国家庭中最常见的父母，对子女严格要求。而那种一厢情愿的“这是为你好”，与家长制的威权相结合，其结果就是道德单一化和普遍的无趣。

极权国家中，此一领袖人格特质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即便在民德失败后，也从未有人对昂纳克的人品有过丝毫怀疑。而他在生活上那种坚硬的自我克制，作为一种极权统治的个人风格，窒息了社会有机体中对道德原则的正常辩论，也窒息了多元文化的可能。